今年以来，重庆、上海、陕西、北京等地已经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他一些省份也纷纷跟进，宣布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目前确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已达到31个，可谓是涨工资的“大年”。
不过在一片“大涨”中，却也有特立独行的存在。比如山东省就表示，鉴于山东最低工资标准能够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统筹考虑山东省经济发展状况，为避免成本过快上涨影响企业竞争力，确定2019年不再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而纵观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情况，相比之前几乎“年年调”和“两年一调”，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到了慢调整和微调整的行列。以北京为例，虽然北京此次调整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80元，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却未变化。
放在以往，这样的做法无疑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特别当群众已经接受最低工资标准的习惯性调整之后，突如其来的不调，抱怨总是会有的。而在周围地区都纷纷上调的背景下，如果一个地区选择不调整，那么往往也将会承受舆论上的压力。于是每年到了有省份陆续发布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很多地区就陷入了纠结之中，频繁调研座谈。涨还是不涨，已经成为了莎士比亚式的问题。
而今年有些不同，显然与以往涨工资“要政绩”相比，如今各地政府更注重考虑实际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对于政府而言，更需要考虑的自然是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其经济长期的核心依然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优势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则很有可能发生制造业下滑的风险。
所以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爆发过涨最低工资的争论。加州大学曾有一项研究，认为2007年联邦最低工资的上调降低了0.7%的全国人口就业率，并使得工资本来就低的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6%。另有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每提升10%，单身母亲的就业率就下降6%。共和党大佬卢比奥也发表过人工再涨将会导致企业使用更多机器，对于底层更为不利的言论。
由此可见，对于经济已经趋于稳定的地区，在最低工资的上调中，除非是没有调整升级空间的夕阳产业，否则雇主一般还是有其他办法消化最低工资增长对成本的冲击的。例如提高价格、减少浪费现象、降低中层和高收入员工工资、削减利润或提高绩效考核标准等。但对于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则大概率会带来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劳动保护或其他福利、强设工作效率标准等行为，甚至是失业。而这都是需要政府考虑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上的手段经过这些年的政策发展，变得愈加丰富。低收入家庭不仅在住房上可以享受公租房等政策住房待遇，从就医到子女学费，再到就业指导都有一系列的补助政策，更有基层福利组织和党组织的定向帮扶。
所以，在此基础上，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不用像以前一样承担着“脱贫”的任务，而可以单纯作为一个地区劳动力最低价值的官方认定，那么自然也就可以脱离政治任务，变得更为科学和纯粹。也不再是个复杂性的问题，可以更为理性地公式化计算了。各地政府也就自然不必再纠结于“涨”和“不涨”了。
免责声明：凡本站注明 “来自：XXX（非家在临沂网）”的新闻稿件和图片作品，系本站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信息传递，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有新闻稿件和图片作品的内容、版权以及其它问题的，请联系本站新闻中心，邮箱：405369119@qq.com
